【法条原文】
第二百六十三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入户抢劫的；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
（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
（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
（七）持枪抢劫的；
（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罪名】
抢劫罪
【法条概括】
本条规定了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
【犯罪构成要件分析】
一、犯罪主体
本罪的犯罪主体依本条具体规定确定，须年满十六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本条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犯罪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本条规定为过失的，从其规定）。
三、犯罪客体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同时兼及公民的人身安全权。抢劫以当场暴力、胁迫为手段强取他人财物，是对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双重侵犯，社会危害极大。
四、犯罪客观方面
客观方面表现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手段或其他方法，强行劫取他人财物。
（一）暴力：对人施加人身强制，如殴打、捆绑；
（二）胁迫：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
（三）其他方法：如使用麻醉药物、乘人沉睡等使被害人不知反抗；
（四）当场性：暴力与取财须同时同地。
入室抢劫、持枪抢劫等八类情节为法定加重条款，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法定刑分析】
抢劫罪：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有下列情形——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一）入户抢劫；（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三）抢劫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四）多次抢劫或抢劫数额巨大；（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七）持枪抢劫；（八）抢劫军用物资或抢险救灾物资。
【本罪与相关罪名的区别】
（1）与盗窃罪（第264条）的区别：本罪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当场劫取财物；盗窃罪以秘密窃取为手段，不使用暴力。（2）与敲诈勒索罪（第274条）的区别：本罪须当场使用暴力或威胁，当场取财；敲诈勒索罪可以非当场威胁、事后取财。
【相关案例】
案例标题：闫某保抢劫、拐卖儿童案
入库编号：2023-02-1-220-004
裁判要旨：1.在转化型抢劫犯罪中，行为人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并不要求针对行为人的抓捕行动已经开始实施，只要行为人在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过程中，在为抗拒抓捕的主观目的支配下，客观上实施了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即可成立转化型抢劫犯罪。
2.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尔后临时起意将在场儿童抱走出卖的，其所实施的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与其后来公然劫持儿童的行为密不可分、相互关联，应认定其具有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一款第（五）项所规定的“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儿童”的加重情节。
关键词：刑事、抢劫罪、拐卖儿童罪、转化型抢劫、抗拒抓捕、临时起意、未成年人
案例标题：钟某抢劫案
入库编号：2023-02-1-220-005
裁判要旨：对于在十八周岁前后实施数罪或持续性的犯罪行为(包括连续犯、继续犯等情形),其中，十八周岁后实施的故意犯罪不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不构成累犯；十八周岁后实施的故意犯罪处于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与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等刑罚的临界点的，在前罪判处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五年内，再故意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行为人，一般不认定为累犯。
关键词：刑事、抢劫罪、累犯、前罪、跨越十八周岁、有期徒刑
案例标题：刘某华抢劫案
入库编号：2023-02-1-220-006
裁判要旨：判断行为人是属于“形迹可疑”还是“犯罪嫌疑”,关键在于司法机关是否掌握客观并据此足以合理怀疑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的证据，能否在行为人与具体案件之间建立起直接、明确、紧密的联系。其中，形迹可疑仅是一般性怀疑，可以是行为人同某种犯罪无任何联系，或者同某种犯罪有联系的疑点，怀疑的内容一般是“此人可能做了什么坏事”;犯罪嫌疑则是针对性的怀疑，必须将行为人与某种具体犯罪相联系，而且足以认定行为人有作案的重大嫌疑，怀疑的内容一般是“此物是否盗抢而来”等，两者对证据和线索的要求不同。如果侦查人员从行为人身上或住处查获赃物、作案工具等客观性的证据，或者现场目击证人直接指认行为人系作案人，由于已有一定证据指向行为人，其具有较其他排查对象更高的作案嫌疑，便成为犯罪嫌疑人，而不仅仅是形迹可疑。
关键词：刑事、抢劫罪、自动投案、自首、形迹可疑、犯罪嫌疑、犯罪有关物品
案例标题：于某等抢劫、盗窃案
入库编号：2023-02-1-220-010
裁判要旨：1.“犯罪嫌疑”与“形迹可疑”的区别。
根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项的规定，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据此认定为自首的，我们称为“形迹可疑”型自首，其成立应具备以下条件：（1）行为人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犯罪事实尚未被司法机关发现；二是犯罪事实虽已被发现，但司法机关尚未将行为人确定为犯罪嫌疑人。（2）行为人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而非具有犯罪嫌疑。（3）行为人主动、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其供述完全基于本人意愿，而非迫于证据压力被动交代。
司法实践中认定“形迹可疑”型自首，难点在于区分行为人系“形迹可疑”还是有“犯罪嫌疑”。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一是司法机关是否掌握了行为人犯罪的一定证据或线索；二是行为人当时不如实交代能否自圆其说，能否作出合理解释。如果行为人不如实交代犯罪仍能自圆其说，足以消除司法机关对其产生的合理怀疑，那随后交代犯罪即具有主动性，可以视为自动投案。
2.行为人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时，当场被搜出与犯罪有关的物品后，才交代犯罪事实的，不能视为自动投案。
行为人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时，当场被搜出与犯罪有关的物品后，行为人已不属于“形迹可疑”，而是具有“犯罪嫌疑”的明显证据，其罪行已被司法机关发觉，故交代犯罪事实对确定犯罪嫌疑人无实质意义，不能认定为投案自首。正因如此，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1条第3款明确规定：“罪行未被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了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但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在其身上、随身携带的物品、驾乘的交通工具等处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的，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该规定对“形迹可疑”型自首的成立条件作了更为严格的限定。
所谓“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是指能够将行为人与某一或某种具体的犯罪联系在一起的物品，如来路不明的财物、毒品等违禁品，沾有血迹的物品等。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联系不需要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只要足以令人合理怀疑行为人实施了与该物品有关的犯罪即可，不需要明确指向某一具体、特定的犯罪事实。
值得强调的是，对于“形迹可疑”型自首的认定，重点在于审查行为人主动交代犯罪事实对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实质意义。如果其交代对确定犯罪嫌疑人不具有实质意义，一般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依此标准，行为人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若有关部门在其交代前即在其身上、随身物品、交通工具等处发现足以确定其犯罪嫌疑的证据的，不能认定为“形迹可疑”型自首。这里所说的证据，除了《意见》第1条第3款规定的“与犯罪有关的物品”外，还包括其他足以将行为人与某一或某种具体犯罪关联的情形。例如，公安人员设卡盘查故意杀人逃犯时，已从目击证人处了解到凶手右手臂有刀伤，故行为人因形迹可疑接受盘查时被发现右手臂有刀伤的，无论其是否交代犯罪事实，均不认定为自动投案，因为此时公安人员已掌握其犯罪证据，其交代犯罪事实对确定犯罪嫌疑人不具有实质意义。
关键词：刑事、抢劫罪、盗窃罪、形迹可疑、犯罪嫌疑、盘问、自动投案、自首
案例标题：刘某抢劫案
入库编号：2023-02-1-220-011
裁判要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碰瓷”的行为，一般可分为两阶段：一是“碰瓷”阶段，即实施手段行为阶段；二是获取财物阶段，即实现目的阶段。司法实践中，要准确对“碰瓷”行为进行定性，既要准确把握“碰瓷”阶段的行为性质，是否危害公共安全，又要准确把握获取财物阶段的行为性质，是否使用暴力。
1.“碰瓷”的手段行为是否危害公共安全，应从手段的相当性与危险结果的相当性两个方面考察“碰瓷”行为是否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行为在客观危害程度方面具有相当性。
2.“碰瓷”的目的行为可能触犯不同的罪名，司法实践中，主要集中在敲诈勒索罪、诈骗罪和抢劫罪三个罪名。上述三罪在主观方面都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其主要区别体现在客观方面获取财物的方式不同：敲诈勒索罪是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他人财物，具有行为人获取财物的“胁迫性”与被害人交付财物的“非自愿性”两个显著特征；诈骗罪是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从而“自愿”交付财物，具有行为人获取财物的“欺骗性”与被害人处分财物的“错误性”两个显著特征；而抢劫罪是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劫取他人财物，则具有行为人获取财物的“暴力性”与被害人失去财物的“被迫性”两个显著特征。因此，在“碰瓷”案件中，应当根据行为人获取财物方式，结合具体案情，准确认定“碰瓷”行为的性质。
关键词：刑事、抢劫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敲诈勒索罪、诈骗罪、碰瓷
案例标题：刘某等抢劫案
入库编号：2023-02-1-220-012
裁判要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构成立功。司法实践中，对已到案的犯罪分子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构成立功的，要把握三个条件：一是确实有协助抓捕的必要；二是客观上有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具体行为；三是协助行为对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确实起到了作用。审查判断协助抓捕行为是否构成立功，关键是审查该协助行为对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是否确实起到了作用，如通过诱捕，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者带领公安人员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并当场指认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就属于起到了协助作用，应认定为立功，反之不能认定为立功。
关键词：刑事、抢劫罪、协助抓捕、立功
案例标题：孙某等抢劫、盗窃、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入库编号：2023-02-1-220-013
裁判要旨：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判按照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由同级人民检察院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一级人民检察院通过全案审查后可以支持或者撤回抗诉，但无权追加或者变更抗诉内容，增加的抗诉对象，应当驳回。
1.上下级检察机关在抗诉程序中的权力、职能不同，不能因两者系垂直领导关系而将两者混同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第一审判决的抗诉是由上下两级检察院共同完成的，这种立法设计既可以避免抗诉权滥用，也可以通过上一级检察院的监督指导保证抗诉质量。就程序而言，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启动抗诉，但最终是否提起抗诉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后决定，两级人民检察院分别具有抗诉启动权和抗诉决定权，权力边界清晰。就实体而言，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经全案审查后仅作出正确与否的认定，并据以支持或者撤回抗诉。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在抗诉期限内，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而没有提出抗诉的案件，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换言之，在抗诉及相关程序中，是否启动抗诉和抗诉的具体内容由原审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决定，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是以支持、撤回或者指令抗诉的方式对下级检察院抗诉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并不直接纠正不正确的抗诉，或者对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抗诉而没有提出抗诉的案件直接提起抗诉。实践中，为保证抗诉质量，防止因两级检察院意见不一致影响检察机关的权威，有的上一级检察院要求下一级检察院在对第一审裁判提起抗诉前先行汇报，对是否抗诉、具体抗诉对象、理由等进行指导，客观上抗诉权的行使基本上是以上一级检察院为主导。然而，目前此种做法仅是检察机关的内部沟通方式，是一种内部工作机制，不能对法律规定的抗诉程序中两级检察院的权能配置产生实质影响。基于以上分析，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在支持抗诉时增加抗诉对象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2.抗诉期限届满后，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在支持抗诉时增加抗诉对象，将对被告人的权利造成实质损害
起诉与抗诉同属公诉的一部分，是检察机关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履行公诉职能的具体表现形式。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第一审程序中，公诉机关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追加、变更起诉，这是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但可以实现诉讼救济，而且因处于第一审阶段，有多种途径、方式对被告人进行救济，一般不会对其权利造成实质损害。但是，在二审程序中，如果允许检察院（包括上下两级检察院）在抗诉期限届满后也可以追加抗诉内容，则会对被告人的权利造成实质损害。
第一，追加抗诉不利于保障部分被告人“上诉不加刑”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只对部分被告人的判决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只对部分被告人的判决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对其他同案被告人加重刑罚。” （注：本案审判时，适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八条的规定）据此，抗诉期限届满后，如果检察院只对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的判决提出抗诉，二审程序中的其他被告人，检察院不能提出、二审法院也不能加重其刑罚，这是一种具有司法人道主义精神的制度设计。
第二，追加抗诉不利于保障部分被告人的辩护权。被告人知悉抗诉书内容是其依法行使辩护权的前提，正因如此，刑事诉讼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原审人民法院在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移送案件材料的同时，要将抗诉书副本送交当事人。如果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时追加抗诉对象，被追加被告人享有的辩护准备时间相对其他被告人较短，甚至可能快开庭时才知道自己的诉讼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利于充分行使其辩护权。
第三，追加抗诉违反了抗诉期限的法律规定，且不利于实现控辩平等。任何诉讼行为和诉讼活动都必须在法定期限内进行，这是诉讼活动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各类诉讼主体均应一体遵行。现行的刑事诉讼程序是按照控辩平衡原则进行设计的。考虑到国家公权力量强大，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一系列配套制度对辩方进行特殊的保护。比如，就上诉和抗诉而言，对被告人提起上诉规定的相对宽松，只要被告人在一审宣判后十日内提出上诉意思表示，无论口头还是书面，都视为有效上诉；对于检察院提起抗诉，则不仅要求应当在抗诉期限内提起，而且一旦提起，抗诉对象、抗诉内容便相对特定化，不得随意追加、变更。如果允许检察机关追加抗诉，将会导致控辩之间严重失衡。
关键词：刑事、抢劫罪、盗窃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抗诉、增加抗诉对象
案例标题：夏某某抢劫、破坏电力设备案
入库编号：2023-02-1-220-014
裁判要旨：1.骗乘出租车欲到目的地抢劫因惟恐被发觉而在中途放弃的，应当认定为抢劫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被告人事先预谋，先后乘坐两辆出租车实施抢劫，在时间上紧密相连，在空间上亦具有连续性。应以一次抢劫犯罪从重处罚。
2.为逃匿而劫取但事后予以焚毁的机动车辆应当计入抢劫数额。在类似劫取机动车辆作为犯罪工具或逃跑工具的情形中，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手段劫取机动车并不是出于法律上的“使用目的”，而是作为实施其他犯罪的工具或用于犯罪后逃跑，一般用后即予毁弃，基本上不存在返还的可能。因此，可以认定行为人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控制和利用机动车辆，在客观上也侵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法益。至于行为人毁弃机动车辆，属于“非法占有”之后的处分行为，并不阻碍“非法占有”的成立。因此，劫取机动车作为犯罪工具或逃跑工具亦成立抢劫罪，被劫取的机动车的价值应计入抢劫数额，这种处理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为抢劫其他财物，劫取机动车辆当作犯罪工具或者逃跑工具使用的，被劫取机动车辆的价值计入抢劫数额……”。
3.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的罪数认定问题。在抢劫杀人犯罪中，处抢劫一罪还是抢劫、故意杀人两罪的关键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基于一个抢劫故意，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排除障碍而杀人。如果是，则不论杀人行为是在抢劫财物之前、之时或之后，均定抢劫罪一罪；如果不是，则可能构成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等数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规定：“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实施抢劫后，为灭口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定罪，实行数罪并罚。”
4.关于破坏电力设备罪与盗窃罪的竞合问题。行为人以破坏性手段窃取变压器内的铜芯，既符合破坏电力设备罪的犯罪构成，又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系想象竞合犯，一般应择一重罪处罚。
关键词：刑事、抢劫罪、破坏电力设备罪、故意杀人罪、盗窃罪、犯罪预备、犯罪中止、抢劫数额、想象竞合、连续犯
案例标题：张某抢劫案
入库编号：2023-03-1-220-001
裁判要旨：公诉机关通过出示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相关犯罪行为，被告人作无罪辩解，但其辩解明显不符合常理，且不能提供与其辩解相关的线索供侦查机关查证，不应采信。
关键词：刑事、抢劫罪、无罪辩解、举证责任、查证线索
案例标题：赵某波、赵某故意杀人、抢劫案
入库编号：2023-04-1-177-015
裁判要旨：关于在抢劫过程中实施杀人行为如何定性问题，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法释〔2001〕16号）（以下简称《批复》）规定：“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实施抢劫后，为灭口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定罪，实行数罪并罚。”但对行为人预谋抢劫并杀人灭口，且之后按预谋内容实施抢劫完毕后，又杀人灭口的，应以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两罪并罚。具体理由如下：1.从《批复》“行为人实施抢劫后，为灭口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定罪，实行数罪并罚”的表述中，可以直接得出对实施抢劫犯罪中故意杀人的实行数罪并罚的条件有两个：一是故意杀人的行为发生在实施抢劫之后；二是故意杀人的目的是为了灭口。也就是说，据此《批复》的表述不能当然推定，只有杀人灭口的故意产生在实施抢劫之后才可实行两罪并罚。因此，杀人灭口的故意既可产生在实施抢劫之后，也可产生在预谋阶段，只要在抢劫行为完成后又为了灭口而实施杀人行为的，就应当数罪并罚。2.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罪名的确定，必须是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对于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预谋劫取财物并杀人灭口，之后按预谋内容在抢劫行为实施完毕后，又杀人灭口的情形，从主观要件来看，行为人在预谋时具有两个明确的犯罪故意，一是以暴力、胁迫手段实施劫取财物的故意；二是为灭口而杀人的故意。从客观要件来看，行为人也具有两个客观行为，一是以非杀人行为的暴力、胁迫手段劫取财物，这里必须强调劫取财物的手段是非直接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否则便无“灭口”之说；二是以“灭口”为目的实施的直接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该行为只能发生在抢劫行为实施完毕之后，否则应视为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实施的杀人行为。因此，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此种情形中，行为人前后实施的两个行为分别符合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应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两罪认定。
关键词：刑事、故意杀人罪、抢劫罪、预谋抢劫并杀人灭口
案例标题：李某容抢劫、故意杀人案
入库编号：2023-04-1-220-002
裁判要旨：“放弃重复实施的侵害行为”的特征主要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客观上，已经实施的侵害行为未能发生预期的危害结果，而且，同时存在着继续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二是主观上，认识到可以重复继续实施自己的犯罪行为而放弃重复实施，并且行为人预期的法定结果始终没有发生。一般而言，自动放弃重复侵害行为可以认定为犯罪中止。因为行为人在客观上具备可以继续实施犯罪的条件，主观上对继续实施犯罪的可能性亦有清醒的认识，放弃本来可以继续实施的犯罪行为，表现出放弃犯罪的自觉性。然而，现实情况非常复杂，放弃重复侵害行为并不必然属于犯罪中止，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停止犯罪完全是出于被告人的本意，放弃本来可以继续实施的犯罪行为，自然应当认定为犯罪中止。如果不是完全自动地放弃重复侵害行为，而是既有自动性，也有被迫性，就应当实事求是，客观分析判断究竟是自动性为主，还是被迫性为主，如果有足够依据判定行为人停止犯罪是以被迫性为主，则可以认定犯罪停止形态为未遂。本案中，虽然被告人最后放弃犯罪并送被害人到医院治疗，但认真分析原因，被告人的被迫性大于自动性。具体如下：（1）放弃杀人犯罪的被迫性大于自动性。被告人主要是基于在当时的时间、地点等客观环境下无法继续实施杀人行为的考虑才被迫无奈停止了犯罪，相比较而言，被告人主观上自动放弃的特征不明显。（2）救治被害人的被迫性大于自动性。被告人将被害人送医救治虽然有一定的自动性，但更多的是被迫性。被害人是智斗歹徒，先承诺私了，待其朋友到达确保其人身安全后再报警将被告人抓获归案。被告人之所以将被害人送医救治，不仅客观上不得已，主观上也存在误解，被迫性大于自动性。司法机关考虑到被告人已实施侵害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以及放弃犯罪的不完全自动性，均认定被告人的故意杀人行为构成犯罪未遂，据此对被告人以故意杀人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本案认定犯罪未遂，符合罪刑相当原则的要求，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刑事、抢劫罪、犯罪中止、犯罪未遂
案例标题：王某坚抢劫、强奸、盗窃案
入库编号：2023-04-1-220-003
裁判要旨：“入户抢劫”中的“户”指住所，应当具备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特征。一般情况下，集体宿舍、旅店宾馆、临时搭建工棚等不应认定为“户”。对于进入建筑工地工人宿舍进行抢劫的，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
关键词：刑事、抢劫罪、入户、建筑工地工人宿舍、家庭生活
案例标题：张某明抢劫案
入库编号：2023-04-1-220-004
裁判要旨：在刑事司法中，共犯与同案被告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共犯是实体法上的概念，是指共同犯罪的人；而同案被告人则是程序法上的概念，是指在同一诉讼程序中被司法机关共同追诉的人，二者所涵盖的范围并非是完全重合的。一般情况下，共同犯罪人都是同案处理的（即同案共犯），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如案犯归案时间不同时，实践中也存在将共犯另案处理的可能（即非同案共犯）。这样，如何认定先受审的被告人供述对后受审共犯案件的证明力，是正确处理此类案件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在审理后受审共犯案件中，对于非同案共犯中先受审的被告人的供述，一些司法机关将这类共犯口供作为后审共犯案件的证人证言，认为先审结案件的被告人口供是经过调查属实的，其真实性建立在较牢靠的基础上，且该被告人与后案审理的共犯人在利害关系上已牵扯不大，实际上已成为后审者犯罪事实的知情人，其诉讼地位当然发生变化，而成为另案诉讼的证人。然而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适用这种处理方式处理案件是欠妥的，极易导致冤错案件的发生，因为非同案共犯的供述与普通的证人证言有着本质的不同：（1）从证明主体与案件的利害关系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在我国，证人与案件审理结果在法律上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被告人是被追诉和可能被定罪的对象，与案件结果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属于诉讼当事人，二者的地位存在明显差异。（2）从所证明内容的范围而言，被告人供述的范围更广，其作的有罪供述会更直接、全面地反映出犯罪的动机、目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后果等案件事实，特别是在证明犯罪主观目的与动机方面更是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相对而言，由于并非案件的直接当事人，证人证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证明案件的主要情节或部分情节，而不能像被告人口供那样全面、具体。（3）从所证明内容的真实性而言，非同案被告人的供述存在更大的虚假可能性。相对证人而言，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由于口供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因而其真实性容易受到各种原因的影响，也容易出现反复。特别是对于先受审的被告人来说，由于其供述无须像证人证言那样与后审理的非同案共犯进行当庭对质，在缺乏足够的质证程序予以制约的条件下，不排除有推卸责任的可能。
综上，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将非同案共犯的供述界定为被告人的供述这一证据种类更为合适。但在适用刑事诉讼法“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或处以刑罚”的规定时，考虑到非同案共犯毕竟具有一定的“旁观者”、“局外人”色彩，在对已经过庭审质证确认的被告人供述的判断和运用方面，相对于同案共犯的供述要更灵活一些，允许在一定前提下据此对被告人定罪判刑，甚至判处死刑，是符合刑事诉讼实际的。
关键词：刑事诉讼、抢劫罪、非同案共犯供述、证明力
案例标题：刘某庚抢劫案
入库编号：2023-05-1-220-002
裁判要旨：“入户抢劫”的基本结构为：入户前持有非法的入户目的→入户行为→户内以暴力或者暴力胁迫行为实施抢劫或者转化型抢劫。换言之，只有先后满足上述三个条件，才能构成“入户抢劫”加重情节。
1.行为人以实施抢劫为目的进入他人住所符合“入户”目的的非法性。“入户”应当以实施犯罪为目的，即行为人进入他人住所的目的及后续行为应当达到刑罚处罚的程度。
2.行为人实施了“入户”行为。（1）“户”的特征应当从功能和场所两个方面进行认定。（2）“入”的判断应当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客观方面，无论是在犯罪预备阶段还是犯罪着手实行阶段，行为人以实施抢劫等犯罪为目的进入他人住所，均应当认定为“入户”。主观方面，“入”户必须是未经被害人同意的，是一种未经许可的进入行为。
3.对“在户内实施暴力或者暴力胁迫行为”不应做过于严格的解释，即只要行为人的抢劫暴力行为有一部分发生在户内，就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
关键词：刑事、抢劫罪、入户抢劫、入户目的
案例标题：龚某彬等抢劫、贩卖毒品案
入库编号：2023-05-1-220-005
裁判要旨：1.区分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抢劫罪与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转化型抢劫罪，关键是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进行区分。抢劫罪中行为人当场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具有不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而转化型抢劫罪中行为人当场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目的，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如果行为人不是在“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的目的支配下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则不能构成转化型抢劫罪。
2.行为人在通过暴力、威胁手段劫得财物之后，再次对被害人实施暴力行为的，如果行为人是为了保护所劫得财物，其暴力伤害（或杀人）行为不是行为人的目的而是手段，根本目的仍在于非法占有财物，那么其当场实施的暴力行为尽管是在劫得财物之后，仍然属于抢劫犯罪的手段行为，无须单独定罪。
3.如果行为人虽然在他人犯罪后实施了帮助其逃匿的行为，但事前知道并参与了共同犯罪的预谋，则行为人与他人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应作为共同犯罪来处理，而不能仅对其帮助逃匿的行为认定为窝藏罪。
4.根据“上诉不加刑”原则，二审改变一审定性的案件，对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改变罪名后应当适用附加刑的，不得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关键词：刑事、抢劫罪、贩卖毒品罪、诈骗未遂、暴力取得财物、共同犯罪、上诉不加刑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
第一条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抢劫的行为。
对于入户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
第二条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项规定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既包括在从事旅客运输的各种公共汽车，大、中型出租车，火车，船只，飞机等正在运营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司售、乘务人员实施的抢劫，也包括对运行途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加以拦截后，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人员实施的抢劫。
第三条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是指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
抢劫正在使用中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运钞车的，视为“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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