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制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斌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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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全国律协发布中国律师版《我和我的祖国》音乐片,从遵义会议会址到繁华的上海外滩,从驻扎在西藏阿里海拔最高的律所到活跃在一带一路俄语区域的中国律师,1500多名律师出镜深情演唱,用歌声述说着对祖国的热爱。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废除了旧社会律师制度,在法院设立“公设律师室”。1956年,国务院批准司法部《关于建立律师工作的请示报告》,对律师工作机构、律师性质、任职条件等作出规定。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律师制度在1959年被取消,之后空白期长达20年。
1979年12月,恢复重建的司法部发出关于律师工作的通知,并于次年颁布律师暂行条例,标志着中国律师制度迈上新的征程。
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直至走出国门,70年来,特别是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40年来,中国律师行业快速发展,从业人员大幅增长、执业领域不断扩展、服务质量持续提升,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出了突出贡献。
跟随改革步伐
刑辩律师作用不断扩大地位持续提升
说起律师,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在法庭上慷慨陈词。
这样的形象,首次集中展现在公众面前,还得追溯到39年前。
1980年11月20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正义路1号大礼堂,一场针对“四人帮”的世纪审判正式拉开帷幕。
庭审通过广播电视播出,万人空巷。18名律师参与这场诉讼,10名律师作为辩护人走上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
时任此案辩护组组长的张思之律师在回忆录中说,“四人帮”案辩护组组建之初,面临重重困难——中国律师制度刚刚诞生不久,全国律师总数不过寥寥200多人,且法界名流都不愿意为“四人帮”辩护,“给谁辩护都行,给‘四人帮’辩护遗臭万年”。
最终,辩护组18名律师中,专职律师仅6名,12名兼职律师是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政法院校的老师中抽调而来的。
“在那种特定的执法环境中,律师还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用,不是‘走走过场’。”张思之说。作为“四人帮”成员之一李作鹏的辩护人,张思之通过辩护为其免去起诉书中“参与在南方另立党中央”等两条重要罪名,李作鹏获刑17年。
刑事辩护是律师的基础性业务,最能体现律师职业性质和特点,彰显律师保障司法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形象。刑辩律师的发展,也是律师行业发展乃至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指标。
然而,要不要为“坏人”辩护的争论,却长时间困扰着中国刑辩律师。时至2002年,田文昌律师为“黑老大”刘涌辩护,还引发了社会激烈争辩。
与此同时,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执业难问题,成为刑辩律师执业“老大难”,阻碍了刑辩工作的有效开展,也让很多年轻的法律人对刑辩工作望而却步。
改革,为刑辩发展开路。
1997年以来3次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及1996年颁布并历经4次修改的律师法,均重点关注了律师执业保障问题,并在法律制度上加以完善。如2013年刑诉法针对会见难问题,明确规定将会见提前至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时、除四类案件外会见无需批准、不被监听等,有效缓解这一难题。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需要各方合力。2015年9月,“两高三部”首次联合印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明确应当尊重律师,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保障律师各项执业权利,不得侵害律师合法权利。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刑事辩护率持续低位运转。
201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在北京、浙江、河南等8个省份探索这项工作,并于2019年年初决定将试点期限延长,工作范围扩大到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试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探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随着一系列改革的深入推进,刑事辩护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越来越多的法律人才愿意投身刑辩事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成立刑事辩护委员会短短7年,发展专职刑辩律师近500人,每年都成功办理三四十起无罪辩护案。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传播法治理念、普及法治方式成为新时代的潮流,更多社会大众认识理解刑辩工作,政法机关为律师执业创造良好环境,刑辩律师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稳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长期从事刑辩工作、曾代理过陈良宇案等大要案的高子程律师深有感触地说。
从投身反腐败斗争为落马“大老虎”辩护到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代理相关案件,从让无罪的人免遭刑事追诉到让有罪之人受到公正审判,刑辩律师的作用不断扩大、地位持续提升,对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掌声。
助推经济发展
律师服务介入生产生活各领域
在北京东二环内侧一座现代化大厦里,有一家名为“圣运”的律师事务所,这是一家以承办征地拆迁为主业的律所。自2015年5月1日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圣运律所年均承办的征地拆迁胜案(胜诉案件+复议案件)超500件。
类似的专业化律所,如今正越来越多地设立。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之初,律师办理的基本都是刑事和民事诉讼案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律所设立发展壮大,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从税务律师到IPO律师,从能源律师到家事律师,律师服务介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遥想36年前,1983年7月,中国设立第一家律师事务所——深圳蛇口律师事务所,办公地点在广东深圳蛇口海景广场大门左侧的一间竹棚里。当时取名“律师事务所”,也是为了和国际接轨。
短短36年后,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律师事务所已经发展至3万余家,执业律师达42.3万余人。律所的起源地广东,全省律师突破4.3万人,为中国律师人数最多的省份。
回顾中国律师发展史,其成长壮大,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也与对外开放、深化改革密不可分。
1988年之前,律所都是国办的,律所财产皆为国有资产。
这样的制度设计,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有助于初创期的中国律师立足发展。但随着时代进步,浓厚的行政色彩,日益显露出不利于行业发展的种种弊端。
司法部于1988年6月印发《关于下发〈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方案〉的通知》,打破了国办所局面,试点设立了中国第一批4家合作制律所。
1996年5月审议通过的律师法,确立了国资所、合作所、合伙所三足鼎立的局面。12年后,律师法第3次修订实施,明确取消合作所,规定可以设立特殊的普通合伙形式律所,并允许设立个人所。存在了20年的合作制律所退出历史舞台。
其间,有个特殊的年份不得不说——1992至1993年左右,这也是中国律师大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次年,根据南巡讲话精神,国务院批准《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提出不再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行政级别的属性来界定律师及律所的性质。
“南巡讲话吹响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号角,市场经济正式确立,在改革的大浪潮下,人心思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张学兵回忆说。那年,27岁的他从国办律所辞职,创办了中伦律师事务所。
乘着改革的东风,王俊峰、彭雪峰、王丽、段祺华等一批年轻人,或辞去公职,或走下讲台,或从海外归来,于1992年至1993年左右,创办了金杜、大成、德恒、段和段等律所,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顶尖律所。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对外贸易经济合作的不断扩大,中国律师开始为服务企业“走出去”秣马厉兵。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2年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两次重大战略决策,使中国律师国际化进程大大提速。从“入世”时的如履薄冰到“一带一路”时的踌躇满志,中国律师华丽转身。
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部积极推动中国律师事务所“走出去”,努力做到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到哪里,涉外法律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全国律协启动涉外律师“领军人才”培养规划,建立涉外律师人才库,有计划、分步骤地培养高素质的涉外律师“国家队”。
前段时间,在中国律师团队的协助下,中国氟聚产业在美国对华聚四氟乙烯树脂(以下简称“PTFE”)产品反倾销调查中获得完胜,不仅保障了中方产业的正常出口,也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据统计,全国律师目前每年办理各类法律事务1000多万件,其中诉讼案件近500万件,非诉讼法律事务100多万件。
70年风雨兼程
律师队伍不断壮大初心不变
“魏律师,快来,村里一家人为争财产要打起来了。”2019年3月初,一个电话打到内蒙古典鉴律师事务所律师魏湘辉手机上。
魏湘辉立即驱车赶往六十七公里外的通辽市辽河镇西乃木格勒村,拦下即将动手的一家兄弟姐妹,讲解遗嘱继承、法定继承等法律知识,入情入理地做了两个多小时工作,最终平息了这场激烈纠纷。
魏湘辉是西乃木格勒村法律顾问,这场法律服务是完全免费的。
经过多年不懈推动,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已有65万个村(居)配备了法律顾问,覆盖率达99.9%。而各地担任村(居)法律顾问的,绝大多数为律师。
律师暂行条例规定,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1996年颁布的律师法规定,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则明确,律师是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70年来,律师的定位在变,身份在变,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属性始终未变,肩负的社会责任始终未变,一颗为民之心始终未变。
法律援助制度建立20多年来,广大律师矢志不渝参与其中,年均承办法律援助案件50多万件,提供公益法律服务230多万件次,涌现出高宗泽、佟丽华、赵春芳、马兰等一大批优秀法援律师。
自2014年3月起,司法部、全国律协选派志愿律师赴青海、西藏无律师县开展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工作,解决了全国174个县无律师问题,在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律师法律服务县域的全覆盖。
从担任普法志愿者到参与涉法涉诉案件化解,从为民营企业提供免费法律体检到开展法治扶贫和援建帮扶……广大律师积极参与公益法律服务,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与此同时,律师积极参政议政,社会地位持续提升。目前,全国有666名律师担任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2790名律师担任各级人大代表、5439名律师担任各级政协委员,其中39名律师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律师资格曾经是“考核授予”的。1986年9月,我国举办了首次律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律师资格由“考核授予”向“律考”转型。2002年,我国举行了首届国家司法考试,2018年,国家司法考试改为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对律师提出了更高的从业要求。
其间,律师由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共同管理的“两结合”体制诞生并不断完善发展。
70年来,律师的准入门槛在变,管理方式在变,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一前提始终未变,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初心始终未变。
成立全国律师行业党委、开展律师行业党建规范化建设年活动、举办全国律师行业党校培训班……司法部党组把加强党对律师工作的领导、加强律师行业党的建设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对全面加强新时代律师行业党建工作作出了部署,提出全覆盖全规范全统领三年工作目标,推出一系列工作举措。
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经完成律师行业党建全覆盖工作目标,律师行业党建工作实现新突破。目前,全国党员律师已发展到14万人。
实践表明,凡是党建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律所,业务往往做得也比较好,人心齐,精气神高。以党建带所建队建,推动了律师行业整体健康有序发展。
70年风雨兼程。如今,律师队伍已经成为全面依法治国一支不可或缺、充满活力的重要力量,律师制度已经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律师事业已经成为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部分。
我最亲爱的祖国,我永远紧贴着你的心窝
永远给我,碧浪清波,心中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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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那悠扬的歌声,中国律师迈开新的前进步伐。
记者点评
□ 周斌
律师制度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70年来,中国律师制度不断完善发展,对推动国家法治进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巨大作用。
尽管如此,一些现实存在的实际问题也不可否认,执业难问题仍然存在,如何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改善律师执业环境,需要进一步深化顶层设计,也需要各级政法机关主动作为,认真听取律师意见,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及时解决律师执业中遇到的突出问题。
新时代赋予律师工作新的使命和任务,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建立更加完善更能顺应时代特征的中国律师制度,才能更好地发挥律师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