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是北京地区领取2009年法律资格证的第一天。就在同一天，一群北京高校法学院的学生却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维权活动，这些学生沮丧地表示，北京律协年初的一纸通知，关闭了外地学生想要留在北京做律师的大门。
是户籍歧视还是为了控制北京律师规模？北京律协自今年伊始抛出这一新政后一直饱受争议，三个月后抗议的声音达到了高潮。
遭遇存档难关
2010年初，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律协先后发布的两个文件，文件中都新增了一条规定，通过司法考试者如果想在北京做律师，必须到北京市所属人才机构存档，存档后方可在京就业。
根据北京市的人事政策，在市属的人才机构中，外地人无法以个人的名义存档，只能由所在单位集体存档。“新政”出台后，无论是想留京当律师的法科学生，还是想进京执业的外地律师，第一个障碍就是难以找到能够为他们办理集体档案存档的律师事务所。
“两个规定给我们进京执业制造了很大的障碍。”为此事深为苦恼的外地律师陈先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律师是自由职业者，流动性很强，很多律所和律师关系松散，所以并不能为律师办理集体存档。
30岁的张晓丽便卡在这一关。张是河北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因为家安在北京，2004年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做法律顾问。最近在申请进京执业时，因为找不到肯为她办集体存档的律所，耽搁至今。“对北京的律所来说，调档很麻烦，他们花了人力、时间把你调过来，又怕你把这里当跳板，干几个月就走了。”张晓丽说。
即使是找到愿意办理集体存档的律所，也可能面临档案材料不齐的第二道关卡。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王涛就是其中之一。他2009年通过了司法考试，年底参加了北京市律协的实习律师宣誓仪式，以为万事大吉满心欢喜的他却在办理存档时遇到了重重障碍。
王涛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他在“跑档案”时的痛苦遭遇。据了解，北京市市属人才机构为律师集体存档提供了两套体系。一是干部类的，需要派遣证、见习期满考核表、定级工资表、工资介绍信证明等。大部分人都搞不齐这些材料，只好走工人体系。工人体系却需要当地劳动局的招工审批表、转正定级表。然而，王涛回到河北老家却发现，劳动部门早就取消了这些审批材料，“因为转正定级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东西，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除非我造假，否则我搞不定这些材料”。
为何存档材料这么复杂？北京某高校刘小刚曾咨询过北京市司法局律管处有关人士，被告知人事部门既然给你们存档，就要对你们的档案负责。
对于拥有北京户口的法律人士来说，不存在调档问题，也因此不会有这些障碍。“我们感到，虽然没有明文限制非北京户口的人进京执业，但是司法局和律协显然利用了北京市对外地人的人事限制政策，设置了一道隐性的限制关卡。”陈先生说。
调控规模引发地域歧视？
实际上，通过存档来限制非京籍法律人士进京执业，早在数年前就已经露出端倪。
在2005年行政许可法实施前夕，北京市司法局为了适应这部法律不得随意设置行政许可的规定，放宽了外地律师进京需要本科以上学历，执业3年的限制。对于法律专业的学生来说，只要在北京的律所实习一年，就可申请律师执业许可。
这一举措带来的是北京律师的大幅增长。2005年，北京律师从此前的8000多人直接破万。律协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年两千多人的增长速度，导致律师、律所管理中出现了一些混乱状况，比如有的律师在北京办证，却在外地执业，律所和律协无法对其进行管理；有的律师申请执业证时弄虚作假。
北京律协一位人士透露，近几年，出现执业违规行为中的70%以上都是外地律师。2009年年底暴出的“李庄案”，李庄本人就是河北律师，后调入北京执业。
2008年6月，北京市司法局对外地律师进京的政策做了调整，要求在京执业的律师必须将档案存在全国性的或者北京市所属的人才机构。因为全国性的人才机构可以办理个人存档，所以这一规定的调控效果有限，到2009年底，北京律师已经增长到2万人，仅一年就新增了三千多人，两万人中仅有九千余人具有北京户口。
两年后，为了精确管理，北京市司法局再次“收缩”政策，将存档单位限制在北京市所属的人才机构。这些机构不办理外地人的个人存档，客观上限制了大量没有北京户口的人从事律师。
知情人士解释，北京市司法局的做法是试图控制律师人数无序增长的状况，初衷并不是要卡住外地人在北京当律师，“北京律师业是缺人才而不是缺人。”在对律师进京进行限制的同时，紧跟着司法局会对律所进行严格管理，试图改变“一个律师交一笔管理费就挂靠一个所，三个人一人出10万元就办一个所”的混乱局面。
实际上，“新政”实施后，并未堵死非京籍法律人士进京的一切通道。一些大的律所通过在人才机构开设集体托管“户口”，仍然可以招外地人。据北京市律协的有关人士透露，今年前3个月，申请实习的律师有四五十人，大部分还是外地人。
这个数字和往年相比，大幅下降，“新政”显然起到了调控作用。
法律争议和现实障碍
“新政”一出台，就遇到了两方面的难题，一是饱受法律上的争议，二是遭遇现实的障碍。
按照律师法“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的规定，持有法律资格A证者（指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以上学历通过司法考试的；如果属于放宽报考学历条件地区，报名学历为法律专业专科考过司法考试的，则只能获得B证。记者注），在全国范围内可以自由申请律师执业。“新政”增加了存档限制，实际上是超出律师法对律师执业许可进行规定。按照行政许可法，不论是北京市司法局还是律协，没有权力对律师执业行政许可增设条件。这一点，已成为法律界人士的共识。“正当性应该论证。”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申卫星说，虽然行政机关的调控律师规模的初衷可以理解，但对一个行业实行行政管制的时候应该有充分的理由，特别是涉及人的基本权利的时候。申卫星认为，这项规定是对一部分人就业权利的侵害。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主任林维则认为，对北京律师业规模进行控制并无不可，但这种控制最好是由市场解决。如果市场无法解决，那么也应该建立一个公平、正当的机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下控制，而不是用堵死一部分就业渠道的方式来做这件事。
在实际执行中，“新政”一方面使大量非京籍法律人士“破灭了律师梦”，也造成了一些律所的用人障碍。中国政法大学一位毕业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刚刚与一家律所签订用工协议，非常不容易。因为存档限制，该所要招非京籍的法科学生，必须解决北京户口，争取到留京指标。“想招20个人现在只招到了5个，合伙人为此很头痛。”
北京市汉卓律师实务所主任李公田说，“新政”对他们设立分所造成了一定障碍，分所律师的档案无法调入北京，总所对他们就很难管理。
北京律协有关人士透露，即便是律协，对司法局的这个规定也不是很认同。因为北京市律师队伍能够在全国保持一流水平，跟广泛吸收人才有关系，这些年，很多外地律师进京后成长为优秀律师，真正北京土生土长的人做律师的很少。
这个“新政”似乎并没有减轻法学院的学生们留在北京的决心。中国政法大学一名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仍有大部分同学选择留在北京，在律所或者公司做法律事务，“毕竟北京聚集了全国大部分法律资源，执业环境比外地好。”
然而留下则意味着选择做“黑律师”：申请不到律师执业证，工作会受到限制，比如不能代理刑事案件，而且待遇也上不去。
来自河北邯郸的李小英，就属于这种情况。她和丈夫出资在北京开了一家律所，丈夫有稳定的案源，她努力复习考试，希望和丈夫一起工作。然而好不容易通过了司法考试，如今却当不了律师。“我不可能回老家实习，家在北京，孩子都上幼儿园了，除非我离婚。”
通过了司法考试，却无法在京执业，只能成为一名“黑律师”，这成为很多无法拥有北京户口的法律人的隐痛。
